泰戈尔的世界,世界的泰戈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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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戈尔的世界,世界的泰戈尔

2016-01-12 17:44来源:东方早报阅读:32119
[摘要]经典(或者老掉牙的经典)作家;诺贝尔文学奖(第一位亚洲)得主;曾以轻盈飘逸又静穆深沉的诗行打动过不少读者的印度诗人等等。

1920年代泰戈尔访华时的合影,左起为梁思成、张歆海、林长民、思厚之、泰戈尔、林徽因、徐志摩。

    最近,冯唐所译《飞鸟集》引发众多争议,原著作者泰戈尔也再次进入读者的视线,只可惜泰戈尔又很快成为一张张无关紧要的脸谱:经典(或者老掉牙的经典)作家;诺贝尔文学奖(第一位亚洲)得主;曾以轻盈飘逸又静穆深沉的诗行打动过不少读者的印度诗人等等。泰戈尔注定只属于上世纪初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吗?当年对泰戈尔推崇备至的爱尔兰诗人叶芝已走进上海地铁,当年以泰戈尔诗作《新月集》取名的新月社文人也依然光彩熠熠,何以泰戈尔渐渐沦为我们文化生态中一个僵化的符号、过往记忆中一个依稀闪现的印记?

    其实,灵动曼妙的诗作,只是泰戈尔深刻而丰富的思想世界的吉光片羽。2011年,在泰戈尔诞辰一百五十周年之际,哈佛大学贝拉纳普出版社出版了英文文集《泰戈尔精粹》(The Essential Tagore),选录了泰戈尔创作的跨越十种题材的作品:自传、书信、论说文、诗歌、歌曲(泰戈尔一生谱曲或填词两千两百余首)、戏剧、短篇故事、小说、幽默小品文以及游记,其中既有泰戈尔直接用英语创作的,也有他自己从孟加拉语翻译成英语的,还有一些由学者和作家翻译成英语。此外,文集还收录了泰戈尔的几幅画作,充分展示了这位多才多艺的“世界诗人”有目共睹的杰出成就。

    泰戈尔在当代欧美思想界的深远影响,当然和美国著名学者玛莎·纳斯鲍姆(Martha Nussbaum)的文章“Patriotism and Cosmopolitanism”(《爱国主义和世界主义》)有关。纳斯鲍姆的文章最早发表于1994年的《波士顿评论》,一石激起千层浪,文章的观点引发学界围绕爱国主义和世界主义的关系展开了持久又激烈的讨论。1996年,纳斯鲍姆的文章,连同十六位从不同角度回应她观点的学者的文章,一并收入乔舒亚·科恩(Joshua Cohen)编辑的文集For Love of Country: Debating the Limits of Patriotism(《热爱祖国:论爱国主义的局限》)。“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这一学术讨论的语境出现了更强的现实性和针对性,2002年文集再版,重新取名For Love of Country?(《热爱祖国?》),并新增了纳斯鲍姆对她的质疑者作出的回应。

    纳斯鲍姆的文章开篇即引述了泰戈尔的小说《家国与世界》(The Home and the World)的一个重要主题。年轻的碧玛拉痴迷于丈夫的朋友桑迪普的爱国狂热和巧言令色,积极投身印度政治自治运动,抵制并焚毁英货,激情万丈地为祖国欢呼,并埋怨具有普世情怀的丈夫尼克尔太过冷漠:为什么他不能尊崇自己的祖国呢?“我愿意为我的祖国效劳,”尼克尔说,“可是我的敬仰之情只能为正义保留,它远比我的国家伟大。把自己的国家当神一样膜拜,不啻给她带来诅咒。”虽然纳斯鲍姆从哲学论辩层面出发对小说的借用难免遗漏泰戈尔作品中人物内心各自的激烈挣扎,也未能充分捕捉到文本对于情感依恋和道德原则,以及理性的思想世界和精神的广袤空间之间复杂张力的微妙呈现,然而纳斯鲍姆的论述,无疑扩展了泰戈尔常被冠以的“神秘东方诗人”的符号身份,并重新开启了一座为世界共享的珍贵思想宝库。

    纳斯鲍姆敏锐地指出,泰戈尔的小说是一个有关世界公民的成长教育故事。在小说的悲剧结局中,尼克尔在抵制英货运动出现的暴乱中头部受重伤身亡,而碧玛拉最终清醒地认识到,桑迪普的爱国激情不过是自我中心和自我膨胀的外化,他那些浮华空洞的辞令,在尼克尔的道义之举面前显得苍白无力。事实上,泰戈尔不仅坚信教育对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而且在距加尔各答不远的小镇圣迪尼克坦(Santinikitan)一手创办了Vishvabharati(意为“全世界”)大学,毕生致力于学校的建设和发展。著名学者、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就曾在这里就读,据他回顾当年读书的情形,这所学校有不少与众不同之处。除了需要实验室的课程,只要天气允许,其他课程都在户外进行。泰戈尔认为,在自然环境中学习有益成长,而学生虽然并非全都认同他这一观点,却很享受在室外学习的时光。学校的考核标准并不严格,和加尔各答好一点的学校相比,似乎缺乏学术竞争力,但是圣迪尼克坦的课堂讨论却有一种特别自由、宽松的氛围,探讨的内容可以在印度传统文学、当代和经典西方思想以及中国或日本或别处的文化间从容遨游。

    的确,思想自由是泰戈尔教育理念的核心。在1930年接受俄罗斯《消息报》的采访中,泰戈尔曾严厉批评俄罗斯当时缺乏自由的状况,他发出责问:“你们在那些接受你们培养的头脑中挑起愤怒、阶级仇恨,以及对那些被你们视为敌人的对象的报复欲,这是在帮助你们实现理想吗?”泰戈尔强调,“思想自由是认识真理的必要条件,恐惧只能白白把它扼杀掉。”他呼吁,“为了人性,我希望你们永远不要制造恶意的暴力,那样只会使得残暴永无休止。”(详见阿玛蒂亚·森1997年6月26日发表于《纽约书评》的文章《泰戈尔和他的印度》)泰戈尔的诤言,还是难逃被封杀的命运,这篇采访文章直到1988年(时隔采访近六十年!)才最终得以刊出。

    如果说被压制的言论仍有望重见天日的话,被遗忘的思想,在某种意义上,也许更难重现生机。1924年,泰戈尔受邀访华所引起的文化风波和争议已有不少国内外学者论述过,提及相对较少的,是林语堂对泰戈尔以及印度文化和思想传统的态度所发生的转变。当年泰翁来华时,林语堂刚刚从德国莱比锡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归国任教。5月8日,新月社为庆祝泰戈尔六十三岁寿辰,特别演出了泰戈尔的英文独幕剧《齐德拉》(Chitra),林语堂也在场观看了表演。然而,年轻气盛的他当时对泰戈尔相当不以为然,不久即发表了讽刺和批评泰戈尔的文章《论泰戈尔的政治思想》,刊登在6月16日的《晨报副镌》上。林语堂承认自己对泰戈尔的作品了解并不很多,但是他看过的一些诗作和《齐德拉》一样,过于感情用事(林反复使用英文“sentimental, mawkish”等词来批评泰戈尔的作品)。而且,林语堂对泰戈尔在中国的演讲中一味强调精神洗礼和升华的重要性,并以此作为抵抗现代社会物质主义信条的手段,颇为不屑。他指出,泰戈尔的主张在政治实践领域毫无用处,根本无法帮助印度摆脱殖民主义的枷锁。他还认定,泰戈尔大谈不痛不痒的精神生活,“是一种对于亡国环境的反应”,暴露出“一个被征服民族寻求心理安慰”的伪装。这篇文章与其说是深入分析泰戈尔的政治思想,不如说是抨击泰戈尔如何缺乏政治思想。

    可是时过境迁,当林语堂1936年前往美国创作和生活,在跨文化处境中获得了更开阔的视野和更深沉的感悟时,他对政治、精神、人心和欲望的复杂关系的理解,却使他自己和泰戈尔的思想有了越来越多的契合。面对西方的读者和听众,林语堂开始更迫切地从不同文化视角审视并阐发物质追求和精神世界之间的碰撞和角力,反思科技进步与东西文明中哲学智慧的关系。“两脚踏中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的他,从青蘋之末亦可洞察宇宙风起,正如落在窗口的一片孤羽,瞬间撩动泰戈尔开启世界的灵感。1942年,林语堂编译的英文著作The Wisdom of China and India(《中国印度之智慧》)由兰登书屋出版,此时泰戈尔已是林语堂走向世界的一座灯塔。

    泰戈尔在给一位友人的信中曾这么写道:“在人类智慧的产物中,我们所理解和欣赏的,也为我们所拥有,无论它们的文化归属。当我从他国的诗人和艺术家那里体会到共鸣时,我为我的人性感到自豪。让我享受拥有人类所有光辉的纯粹快乐吧。”泰戈尔的世界需要飞鸟的翅膀,世界的泰戈尔不只是飞鸟在翱翔。


责任编辑:kamelon

最近评论

  • 久九[2016-07-19 17:42][202.100.197.234 海口]

    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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